姜耀東：讓煤矸石從“生態包袱”變成“資源富礦”

我國是全球最大的煤炭生產國與消費國，煤炭產業在過去幾十年中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然而，煤炭開采加工過程中產生的煤矸石問題也日益凸顯，成為制約我國高質量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2024年，我國原煤產量達47.6億噸，同比增長1.3%，創歷史新高。與此同時，煤矸石產生量達8.25億噸，同比增長2.1%；煤矸石綜合利用量為6.07億噸、綜合利用率約為73.6%。

盡管煤矸石綜合利用率較過去有所提升，但每年仍有2億噸新增煤矸石堆存，累計堆存量已超過70億噸，形成了2600余座矸石山，壓占土地面積約1.5萬公頃。這些矸石山不僅占用了大量土地資源，還對周邊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威脅，包括土壤污染、水體污染以及生態破壞等。

煤矸石綜合利用主要集中在以下領域：約60%的煤矸石用于填充路基和低洼地、開采充填、土地復墾和填埋等，約30%的煤矸石用于生產各類建筑材料、矸石電廠燃燒和其他燃料利用領域，其余約10%的煤矸石用于土壤改良、生態修復、提取有價組分和化工等領域。

這些利用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煤矸石堆存壓力，但現有的煤矸石無害化處置利用規模和能力仍無法滿足新形勢下生態環境保護和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的要求。

煤矸石綜合治理面臨新困境

盡管我國在煤矸石治理方面已經取得了一定進展，但仍面臨著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嚴重制約了煤矸石治理工作的整體推進和治理效果的提升。

一是標準體系滯后。我國現有的煤矸石治理標準體系明顯滯后且部分缺失，缺少系統性和針對性。現有國家標準偏重于煤矸石的分類與利用，缺乏針對地面回填復墾的專項技術規范。這導致在實際的煤矸石地面回填復墾工程中，工程質量參差不齊，難以保證治理效果的穩定性和可靠性。煤矸石綜合治理涉及資源環境、工程設計和施工等多個環節和領域，但現有的標準體系未能全面覆蓋各領域，且針對一些關鍵環節的技術要求不夠明確，難以有效指導工程實踐。由于缺乏明確的技術規范和標準，煤矸石的無害化處置和綜合利用難以收到預期的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甚至可能引發新的環境問題，如土壤污染、生態破壞等。

二是監管協同不足。煤矸石綜合治理涉及多個部門，但跨部門審批流程復雜、各部門職責劃分模糊，導致項目落地效率低下。此外，部分回填項目忽視環境監測管理，引發了公眾對煤矸石治理項目的疑慮和擔憂，影響項目的順利實施。各部門之間缺乏有效的協調機制，監管職責不明確、信息共享不暢，導致在項目審批、實施和監管過程中出現推諉扯皮、重復審批等問題，增加了項目推進難度和成本。監管協同不足，不僅影響煤矸石治理項目的推進速度和效果，還可能導致一些違規項目蒙混過關，損害公眾利益，降低公眾對煤矸石治理工作的信任度，進而影響整個治理工作的社會認可度和可持續性。

三是技術瓶頸突出。在西部礦區復雜地貌條件下，土壤重構、污染原位修復技術尚未成熟，難以滿足實際治理需求。同時，井下充填與離層注漿技術的經濟性不足，制約了其規模化應用，影響了煤矸石綜合利用的效率和效益。技術研發投入不足，導致技術成熟度和經濟性有待提高。煤矸石治理技術研發難度大、周期長、成本高，且市場需求相對有限，使得企業和科研機構在技術研發方面的積極性不高，投入力度不足，難以取得突破性進展。技術瓶頸的存在，限制了煤矸石綜合利用的規模化和產業化發展，使得大量煤矸石無法得到有效利用，繼續堆存占用土地資源，造成資源浪費。

四是政策支持分散。目前，我國在煤矸石治理方面的稅收優惠、專項資金等扶持政策缺乏統籌，政策之間缺乏協同性和系統性。這導致社會資本參與動力不足，特別是在陜西、內蒙古等重點地區，土地供給保障機制尚不完善，影響了煤矸石治理項目的落地和實施。政策支持體系的不完善主要體現為政策制定分散、缺乏整體規劃。各部門根據自身職責出臺的政策未能有效銜接，缺乏統一的協調和指導，難以形成政策合力，無法充分調動社會資本的積極性。政策支持不足使得煤矸石治理項目在融資、用地等方面面臨諸多困難，導致一些有潛力的治理項目難以推進。

五是區域差異大。我國煤矸石分布極不均衡，呈現“西多東少，北多南少”的特點。不同區域的煤矸石性質差異較大，如成分、粒度、熱值等。這使得煤矸石的綜合利用需要因地制宜開展，難以形成統一的治理模式。地理條件和資源分布的不均衡性是導致區域差異的根本原因。不同地區的煤炭開采歷史、地質條件以及生態環境背景不同，使得煤矸石的產生量、性質和治理需求存在顯著差異。區域差異的存在使得煤矸石治理工作需要采取差異化策略，增加了治理工作的復雜性和難度。如果不能充分考慮區域特點，盲目推行統一的治理模式，可能會導致治理效果不佳，甚至引發新的環境問題。

探索煤矸石利用發展新路徑

面對上述諸多挑戰，我們必須采取綜合措施加以應對。為此，筆者對我國煤矸石治理工作提出四點建議。

一是完善標準與風險評估體系。建議加快出臺煤矸石地面回填土地復墾國家標準，針對回填塌陷地、廢棄礦坑、荒溝等不同場景制定詳細的技術標準，明確煤矸石地面回填復墾的技術路徑和操作規范。同時，建立煤矸石地面回填土地復墾環境監控長效機制，出臺地方煤矸石地面回填土地復墾技術規范，指導各地項目建設。此外，規范煤矸石地面回填土地復墾全過程的環境風險評估內容和程序，明確可能的環境污染源、路徑、匯集風險暴露與受體，確定風險評估的重點和方法，建立全生命周期風險防控機制。通過完善標準與風險評估體系，可以提高煤矸石治理的標準化和規范化水平，確保治理過程的環境安全，有效避免因技術不規范和風險防控不足引發的環境問題，為煤矸石治理工作提供堅實的技術支撐和安全保障。

二是推動技術研發與示范工程實施。建議設立國家煤矸石生態治理專項基金，重點支持黃土溝壑區、沙漠礦區等典型場景的土壤重構與地貌重塑技術攻關。在煤矸石地面回填和土地復墾環節，大力推動環境風險控制與原位修復技術、土壤重構與地貌重塑技術等的研發與應用。積極開展煤矸石分級分質全組分利用，研發煤矸石土壤和肥料化利用技術，并加快推廣應用。推進煤矸石井下充填與離層注漿技術研究，加強適用條件分析，提高技術的經濟性和可行性。重點選取西部典型礦區，開展黃土溝壑區、露天開采內排土場、沙漠地區和采煤沉陷區的煤矸石回填土地復墾技術研發與示范工作，打造高標準復墾示范區，建設“經濟林+牧草地+工業用地”復合生態區，形成可復制推廣的模式。通過推動技術研發與示范工程實施，提升煤矸石綜合利用的技術水平，突破現有技術瓶頸，推動形成規模化、高效化的治理模式。示范工程的成功實施，將為全國煤矸石治理工作提供寶貴經驗和技術借鑒，促進煤矸石治理技術的廣泛應用，提高煤矸石綜合利用效率和效益。

三是強化跨部門協同監管。建議國家成立煤矸石等固體廢棄物綜合治理和循環利用跨部門管理監督機構，由縣級政府牽頭成立煤矸石綜合治理領導小組，煤炭行業管理部門具體牽頭，整合生態環境、自然資源、農業農村等部門職能，推行“一站式”審批，簡化審批流程，提高項目落地效率。建立全過程數字化監管平臺，實現對煤矸石治理項目的實時監控和動態管理，確保項目實施過程的規范性和透明度。同時，實行“紅黑榜”獎懲制度，對治理效果好、環境效益顯著的企業給予表彰和獎勵，對違規企業進行曝光和處罰，壓實企業污染防治主體責任。通過強化跨部門協同監管，提高項目審批效率，減少部門之間的推諉扯皮現象，確保治理項目的規范實施。建立全過程數字化監管平臺，有利于增強監管的科學性和有效性，提升公眾對煤矸石治理項目的信任度，順利推進煤矸石治理工作。

四是優化政策與土地供給機制。建議將煤矸石回填納入“十五五”生態修復規劃，對示范項目給予增值稅減免、用地指標傾斜等政策支持。將噸煤矸石產出率（充填率）納入強制性標準，對煤矸石資源化利用企業實行增值稅全免，按消納量給予一定補貼。推行“以廢換地”模式，允許企業通過復墾置換新增建設用地，提高市場參與積極性，吸引社會資本投入煤矸石治理領域。同時，完善陜西、內蒙古等重點地區的土地供給保障機制，為煤矸石治理項目提供充足的用地支持。通過優化政策與土地供給機制，可以增強政策支持的系統性和協同性，提高政策的吸引力和實效性。增值稅減免、用地指標傾斜等政策支持可有效降低企業治理成本，提高其參與煤矸石治理的積極性。推行“以廢換地”模式，可以為煤矸石治理項目提供經濟激勵，進一步提升治理項目的經濟性和可行性，有助于推動煤矸石治理工作全面開展。

煤矸石治理是我國煤炭產業實現綠色轉型、推動生態文明建設的關鍵環節之一。當前，我國煤矸石治理工作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面臨諸多挑戰。煤矸石治理路徑的核心關鍵是從源頭減少煤矸石升井量，即改進巷道布置、推廣井下智能分選等。我們必須從完善標準與風險評估體系、推動技術研發與示范工程實施、強化跨部門協同監管、優化政策與土地供給機制等方面入手，采取綜合措施加以推進。

通過標準引領、技術驅動與政策協同，使煤矸石從“生態包袱”變為“資源富礦”，不僅能重塑礦區國土空間格局，更為“雙碳”目標下的能源產業綠色轉型提供現實路徑。未來，我們應以西部（黃河流域）生態脆弱區為突破口，構建“回填復墾—產業植入—碳匯增值”閉環體系，實現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雙贏，為我國煤炭行業的可持續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有力支撐。

煤矸石治理不僅是一項技術工作，更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政府、企業、科研機構以及社會各界共同努力，為我國煤矸石治理工作貢獻智慧和力量，共同推動我國煤炭行業綠色轉型和可持續發展。